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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香看着她：“我在这两年里，终于遇到了一个不需要我解释，为什么一定要回去的人，因为你也想回去。”　　苏念安看着阿香，“华沙这一趟，我们一起把报道做好。然后一起申请远东。”　　阿香回到了小楼，门上挂的那束槲寄生已经干了，叶子边缘卷起来，果实掉了一地。　　她把槲寄生取下来扔进垃圾桶里。　　1939年9月1日，华沙保卫战打响了重逢—我是修女　　阿香回到伦敦是在1941年的初秋。她把在广州采写的系列报道整理成完整专题，取名《沦陷的广州》，交到了威尔逊手上。　　连载刊登后的反响远超预期。读者来信雪片似的飞进报社，有人愤慨控诉，有人读得掉泪，还有人随信寄来支票，要捐给远东难民救助。　　接下来的三年，阿香始终守在《泰晤士报》国际部。战地记者的履历越攒越厚，每一次任务她都冲在最前面，每一篇深度报道都稳稳登上头版。闲下来的时间她也不肯浪费，学摄影、学暗房冲洗，第三门、第四门外语啃得牙酸也没停过。　　她的穿衣风格也变了，从前爱穿的素色改良旗袍压了箱底，现在多是剪裁利落的大衣、西裤，整个人沉敛又锋利。　　有天，苏念安看着她笑：“你现在看着，真像个能扛事的大人了。”　　“是吗？”阿香弯了弯眉眼，“那以后叫我凌大人。”　　振奋世界的1945年8月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　　消息传到伦敦那天，整条唐人街都沸腾了。人们涌上街头把报纸举过头顶，素不相识的人在街角拥抱，鞭炮齐鸣，彩纸碎絮顺着风飘得满天都是。　　阿香站在报社门口看着欢呼的人潮，心中澎湃。她没有忘记谭巧音，阿玲、阿敏，还有西关大院天井里的白玉兰。她转身走进威尔逊的办公室：“威尔逊先生，我要申请回中国。”　　半个月后，英军正式开放华侨及外交人员中英往返通道。阿香随战后首批外交人员返华，以《泰晤士报》特派记者的身份，跟进战后城市重建的报道。　　1946年的春节，阿香是在广州过的。　　街头终于响起了爆竹声，噼里啪啦从城东响到城西。不少市民听见声响第一反应是缩脖子，有人慌慌张张喊“萝卜头又来了”，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是爆竹，不是炸弹。　　阿香站在骑楼残存的廊柱下，看着那些惊魂未定又慢慢露出笑的人。这是她见过最狼狈的春节，也是最珍贵的春节。　　日子在走，阿香在参与西关重建调研时，与张敏相遇了。　　两个人都愣在那，张敏手里还拿着丈量用的皮尺，阿香肩上挎着相机，站在一片断壁残垣里遥遥对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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